其他
近代日本军队的国民“统制”机制及其演进
·亚洲史·
近代日本军队的国民“统制”机制及其演进
近代日本，从思想观念到政治进程，从城市的规划到国民生活，无不深受军事因素的影响。研究此种军事因素的关键在于军队，研究军队的关键则在于其与政治、国民之间的关系。日本历史上武家政治的影响、天皇制政体的存在、政府有意为之的军国教育、统帅权独立的制度设定、不断推进的对外战争等因素，使日本在近代历史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短暂时期除外)，总呈现出一种“军事优先”的特征。这一特征，再加上军队(陆军)驻扎地与所辖士兵籍贯相同的征兵制度的影响，使得军部能够构建起一套自上而下监督、影响、引导国民的“统制”机制。针对这一机制，国内学界已有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日本帝国在乡军人会与侵华问题上。日本学界的研究成果丰富，但是大多数研究者将征兵制、在乡军人会、青年训练所、学校现役将校配属制度等作为独立的问题点分别解读，缺乏对相应制度的发展过程、节点、巩固等问题的机制性研究。本文尝试在学界已有成果基础上，利用陆军省档案等资料，结合近代日本教育史、军制史的内容，将军队的国民“统制”机制做一更系统、更明晰的论述。
本文以近代日本陆军而非海军构建的各种军民关系制度为研究对象。这是因为与陆军相比，海军人数较少，战斗力以舰船为中心，且驻扎地只在个别城市和军港，无法与基层社会形成紧密的联系。虽然海军省为海军退役人员组织了类似于在乡军人会的海军协会，但其规模一直很小，未能像陆军一样发挥国民“统制”的作用。另外，因篇幅所限，本文对于已有较多研究成果的征兵制本身着墨较少，而将围绕征兵制衍生的各种制度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在历史发展顺序上，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先建立征兵制，然后建立针对退役人员的“统制”制度，最后建立针对役前青年的“统制”制度，所以本文也按照先“役后”、后“役前”的顺序进行论述。征兵制是近代日本军队国民“统制”机制的基础。明治维新以前，军民界限分明，武士作为军人，与普通民众是对立、威压、统治的关系。1873年1月，明治政府颁布了《征兵令》，称“士非从前之士，民非从前之民，均为皇国一般之民……全国四民男儿年至二十岁者应尽编入兵籍”，打破了此前的军民界限，使军从民中来，为后来军队与国民关系的变化提供了前提条件。明治初期，高层军政人物职权模糊，如西乡隆盛、山县有朋等既是政治家又是军事领袖，因而不能认为他们主导制定的征兵制是军部刻意为之的国民“统制”制度。但是，从任何一个角度说，征兵制都为后来军队的国民“统制”机制奠定了基础，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征兵区与基层部队驻扎地相同这一特点，使军队与民众关系极为紧密，便于基层军队对国民产生影响。从1871年到1888年，日军实行“镇台制”，先后将军队划分为六个镇台，每一个镇台对应一个军管区，一个军管区分两个师管区，每个师管区下分三个营所，每个营所设置一个连队。 1873年推行征兵制之后，每个军管区就是其所对应的镇台的征兵区，而征兵的基层单位就是营所，每一连队的士兵都是来自于本营所内的“子弟兵”。1888年开始，“镇台制”被改为“师团制”，每一镇台即为一师团，相对应的部队编制名称及管区名称虽然发生了变化，但连队区即为征兵区、某地士兵须进入其家乡的连队服役这个特征一直延续了下来。这种特征密切了基层连队和地方民众之间的联系，使各地方民众任何牵涉到兵事的行为，都有最近、最直接的“依附主体”和管制单位，为后来的“良兵良民”思想、在乡军人会制度、召集制度、青年训练所制度等提供了基础条件。 第二，在征兵制的推行过程中，军队以“兵事课”等部门为支点进入地方行政体系，拥有了影响地方民政问题的潜能，在后来推行各种“统制”制度而需要地方政府配合时，可便利地使用地方行政资源。《征兵令》颁布以后，地方民众因多种原因逃避、抵抗兵役，导致征兵制此时未能达到预期效果。为了应对抵抗和逃避兵役的问题，陆军大臣大山岩在1881年9月提出相应建议，其中一条为“增加地方官责任，在地方厅设置征兵课”。以此建议为基础，1883年1月各府县开始设置“兵事课”，强化地方机构的兵事行政制度。在地方府县尚未设置兵事课的时候，兵政工作主要由各府县庶务课户籍系来负责，基层户籍由户长管理，所以户长是兵政工作的基层负责人。每年年底，户长配合镇台(后来改为师团)司令部派遣的征兵使、征兵副使、军医以及府县知事派遣的参事进行征兵工作。但是，1883年以后，各府县兵政工作全部交由本县兵事课负责，兵事课下设置“郡役所兵事担当书记”，负责征兵宣传、征兵检查等工作。除征兵工作之外，兵事课还负责地方预备役、后备役军人的召集和检阅工作。1886年10月，陆军省正式颁布了陆军召集条例，制定了平战两时的召集制度，并将召集方式分为六种，其中演习召集、补缺召集、教育召集、检阅点呼这四种召集方式属于平时每年都会进行的召集，召集工作由军队各区长官和地方行政官员共同负责。相关规定要求预备役士兵在平时每年进行一次60天以内的勤务演习，并接受至少一次检阅点呼。如此，各地方行政人员不得不为兵事所烦累，需要提前做好各种准备，研究相关手续，以应对每年的召集或者突然出现的召集活动。于是县政府就必须经常汇聚各郡负责兵事的书记，召开兵事会议，使得兵事行政成为地方政府最重要的工作内容之一。久而久之，兵事课同军队(镇台及其后的师管区司令部)的联系愈发直接，逐渐形成为平行于地方政府的一条军政渠道，军队对于地方社会的了解、认知、监督都可以通过兵事课进行。 所以，上述两点内容使军队与地方行政系统、基层社会民众产生了密切的联系，在当时的阶段，虽非刻意，却客观地建立起了军队国民“统制”的基础。紧接着，地方政府的兵事行政工作衍生出了新的组织，即各地方自发出现的军人会，构成了军队“统制”国民的又一个途径。 如上文，征兵及召集制度使地方政府困于兵政之负担。为了减轻这一负担，同时也为更好地改善人们对兵役的认识，完善兵政工作，军部和各地方政府从1887年开始鼓励郡、町、村级别的地方社会设立自发的在乡军人组织。最早出现的地方在乡军人组织是滋贺县的尚武义会。尚武义会最初由滋贺县退役军人在1887年1月创立，目的在于改正人们对征兵制的认识，宣传其积极色彩，并“奖励滋贺县依照《征兵令》服役的人员，引导在乡后备役军人维持尚武精神”。得知尚武义会建立的消息，滋贺县兵事课对之进行鼓励，并要求尚武义会修改会则，增加了其为官方服务的色彩，进一步明确了该组织的活动内容：第一，宣传征兵制；第二，援助服兵役者留守家属的生活；第三，传达服役士兵的名誉；第四，援助战场死伤者及其家属。其中第三项的具体做法是，连队将服役者在服役期间的表现情况以书面形式通知尚武义会总部(上文所述征兵区与连队所在地相同的特征为这种方法提供了可能)，总部再将之传达给郡、町、村的支部，最后送达其家属。如此，服役者有任何荣誉或羞耻的事件，都会被邻里周知。这种刺激面子意识的做法，无形中扩大了国民对军队的认知基础。尚武义会组织会则的内容，经过地方政府的认可，被公之于众。同时，尚武义会组织总部常设于县厅，支部常设于郡役所，政府官员也直接加入到了尚武义会管理层中，担任各级负责人，向县厅和该地所属的第四师团大津连队司令部负责。按照所缴纳会费的高低，尚武义会内部共设定名誉会员、正会员、赞助会员、义务会员四种会员，而组织的管理者必然是当地有实力的有产者，这类人对于地方基层，具有军司令部和政府所欠缺的影响力，以其为骨干的组织自然能够非常有效地实现对地方的影响。尚武义会的会则、负责人与骨干人员的身份，使其成为一个半官方、半民间的组织，它的存在大大加强了军队影响与“统制”基层国民的基础。 此后，各地方在乡军人会纷纷成立，虽然在名称上有尚武会、军友会、奖武会、报国会、兵谈会等区别，但性质和作用基本一致。另外，1889年，军部开始推行一年志愿兵制度，要求志愿兵自己负责筹措装备及从军期间的其他费用。能够自费参军的兵员，必然是出自当地相对富裕、对地方有较大影响力的有产家庭。随着该制度的推广，家庭富裕、地方影响力较大的志愿兵退役人员自然成为各地军人会组织的主要成员，再加上军人的组织性要远远强于其他民间自由组织，所以各地军人会组织很快成为地方上最有力的组织系统。其帮助军队消除国民对征兵制的不信任和恐怖感、防止农民逃避兵役、配合军队召集在乡军人、战时征发军用物资、援助伤残军人、抚慰军属，对于基层社会的影响力日益强大。军部利用兵事课和军人会，将其影响力的楔子打入“县厅——郡役所——町村役场——国民个人”这条民政路径，把征兵与退役军人事务纳入一个相对完整的体系之中，奠定了军队国民“统制”机制的基础。其后发生的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为地方军人会组织的发展和巩固提供了新的机会。截至1906年，类似组织在全日本有4,367个，1910年发展至11,364个，成为军部后来构建的“帝国在乡军人会”的基础。 随着各地自设在乡军人会组织的增加，军部就开始考虑将其整合为一个统一的组织，并发展为一个具有更多重性质的系统，这一工作最终由田中义一以其“良兵良民”的思想为指导来完成。1898年6月，时任参谋本部第二部员的田中义一在其赴俄国留学前的欢送会上，较早提出了“发挥在乡军人的军队教育效果，使之成为乡党的中坚力量”的构想，并向山县有朋提出了相关建议。山县后来命令前往德国留学的陆军省副官儿岛惣次郎留意德国的在乡军人会制度，儿岛在1905年回国后，提出了相关报告。1906年，陆相寺内正毅以儿岛惣次郎的报告为基础，将组织“帝国在乡军人会”的工作交由陆军省军务局军事课长田中义一负责。田中义一从日俄战后到其担任第三连队长、第二旅团长期间，就非常重视退役军人对于引领地方社会的重要性，称退役军人在地方“恰如投入池中之石子，形成影响之波纹，感化人民，可在乡里间鼓吹军队之精神”。他曾通过地方各种军人会，对地方退役军人进行了长达两年的调查，针对调查结果表示“两年间受到地方长官夸赞的退役军人必然是地方的良民，可以说现在在军内培养良兵就是为将来培养良民，所以我们必须在军队内部培养良兵”，并将相关心得写成题目为《军队与地方社会》的小册子在陆军内部分发，产生了广泛影响。其后，田中结合儿岛的报告，以自己的军队经验为基础，推出了“良兵良民”主义思想。所谓“良兵良民”就是指军队培养思想、品质、技能优秀的“良兵”，使其退役后“善用现实之精神、强壮之体力、有益之知识，保持遵守规矩的习惯，成为乡党的中心，帮助父老、劝诱少年、引领刚健质实之风尚，促进卫生、增进健康、劝诱产业、富裕地方，以协调一致之精神率先尽力于公共事业……以军队教育之精神引领国民”，该思想遂成为指导“帝国在乡军人会”成立的核心思想。 1910年11月3日，由陆军中央指导的“帝国在乡军人会”正式建立。根据《帝国在乡军人会规约》，其组织包括总部、支部、分会三重结构，本部设立于东京偕行社内，支部设立于各连队区司令部，分会设立于各市、区、町、村役所，本部和支部的负责人皆由现役军人担任，其目标包括发扬军人精神、抚慰援助伤残士兵及军属等内容。其后至1936年，帝国在乡军人会共9次修订规约，在1917年的修订中增加的内容包括：将分会开设进矿山、工厂、会社中，在乡军人要负责协助连队司令部进行征兵检查与检阅点呼，指导劝诱地方青少年，参与改善地方公益和教化事业，帮助发展地方产业，增进人民知识等。1925年，新规约将维护地方公共安全也纳入到在乡军人会的责任范围内。从不断演进的规约内容可以看到，帝国在乡军人会的最大特点在于其“组织性”，庞大的组织吸纳了各地方国民的中坚力量，如毛细血管一样，将军队的意志输送到全国每一个村庄和市街。另外，20世纪初期的日本基层社会中能够吸纳群众的有力组织比较少，在农村只有农会，在城市只有小规模的同业公会，其他如青年会、妇人会、红十字会等虽也存在，但力量薄弱。所以，帝国在乡军人会建立之后，很快成为基层社会的最大组织，确定了其对基层民众的“统制”功能。 下面以帝国在乡军人会若松(福岛县会津地区)支部和埼玉县所泽市松井村分会的具体案例，来说明帝国在乡军人会对基层社会和国民如何起到“统制”作用。福岛县若松市1909年建立第二师团所属步兵第65连队，1910年底建立“帝国在乡军人会若松支部”。根据1913年的材料，若松支部共有13个分会，会员20,438名，其中包括由连队长及其他现役军人充任的管理人员若干、由出身若松的将佐级军人担任的荣誉会员26人、由地方政府各级官员担任的特别会员869人。可以说若松支部完全处于第65连队和若松地方政府的联合管理之下。帝国在乡军人会在基层社会的实际活动范围，很多时候超过了《在乡军人会规约》的规定，除了组织军人葬礼、抚慰军属、援助贫困以外，还组织村落内的共同作业。例如若松河沼郡若宫村1915年6月组织维修道路，参与工作的66名人员中有53名都是在乡军人，皆可称为自“良兵”转化来的“良民”。此外，在乡军人会还有一项重要工作，就是以军事思想引导当地青少年。担任若松在乡军人会支部长的福田彦助(时任第65连队司令官，1928年日本出兵山东制造“济南惨案”的第六师团师团长)曾经在报告中表示：“在乡军人须承担起壮丁的感化活动，促进其增强体力，将青年的娱乐活动变成具有尚武性质的游戏，逐渐扩大在乡军人会的工作范围”。可见在乡军人会对地方青年少年的引导与教育功能。相比较于支部，分会的活动更加具体。埼玉县“松井村在乡军人分会”隶属于“帝国在乡军人会熊谷支部”，其所在的松井村在1911年前后拥有的3,190名村民中，181名是在乡军人会成员。在乡军人是村中青壮年骨干，又人数众多，其所在的军人会对村中事务自然发挥着重要的组织作用。例如，1911年，陆军省要在松井村设立气球研究所，其过程中购买土地、建筑场地等活动，都是由在乡军人会帮助陆军省完成的。再比如，1912年11月15日至19日，陆军举行了10万人参加的关东地区特别大演习，松井村恰好位于演习区域的核心地带，松井村在乡军人分会在当地驻扎连队的指示下，负责演习服务工作。在其过程中，在乡军人会的活动包括：设定预算；将村庄划分为四个区、设定四个管理所；为演习士兵分配宿舍；分配食品；慰问宿营部队；担任军事警察助手。整个演习期间，在乡军人会实质上代替村役所，成为村行政中心。从若松支部、松井村分会的实例可以看出，在乡军人会建立后，很快就发展成为地方基层社会的中坚力量，除了参与征兵、抚慰等有关的军事性质的活动以外，还成为了社会公共事业的组织者。通过多次类似的活动，在乡军人会的国民“统制”组织这一属性益愈明显。 “帝国在乡军人会”的建立，贯彻了田中义一的“良兵良民”思想，至1913年，该思想被写入“军队教育令”中：“军队教育者固然应以战斗为教育本旨，但亦须有培养良兵、塑造良民、陶冶国民之模范典型的觉悟”，体现出军部通过“良兵”塑造“良民”的意识，也折射出在基层社会各层级军队体系实现国民“统制”的一种方式。 明治初期，日本政府追求富国强军，以天皇的名义推行的征兵制，实际上是国家意志的体现，固然不能被认为是由军部刻意为之的国民“统制”制度，但是征兵制及其衍生出的多种制度无疑为军队后来的国民“统制”机制的构建奠定了基础。在这一基础上，军部在明治中后期通过对数次战争经验的总结，认识到军队对国民“统制”的潜在能力，因而有意识地建立起“帝国在乡军人会”，利用其强大的组织性，吸纳各地方国民的中坚力量，构建起对基层社会和国民的初步“统制”机制。截至1926年，陆军已经将针对入伍前的青年、现役中的士兵、退役后的在乡军人的国民“统制”机制构建完整，后来又经过了以下历史阶段，进一步将其巩固：第一，镇压反军运动期间；第二，“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期间；第三，从侵华战争到太平洋战争期间。
第一，1928年起，日本社会以及军队内部出现了一股反军反战风潮，陆军在镇压与引导这股社会风潮的过程中，首次试验了服兵役前、服役中、退役后这个三段式的国民“统制”机制的有效性，并巩固了其“统制”力度。一战期间日本经济发展带来的自由主义思想以及一战后的国际反战思想、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使社会反感军人，军人社会地位大为下降。陆军大臣宇垣一成在1926年的日记中写道：“学者称战争的混乱使学艺衰退而讨厌战争，政治家反对军费过重而讨厌军人，文官猜忌军人夺取权力而待军人如外人，道德家厌恶军人服装佩剑等生活方式，农民讨厌军队召集其子弟当兵，人民讨厌担负军费而越来越主张军备无用，长期的和平使人们忘记了军人过去的功绩。”1928年始，反军风潮更加激烈，并波及军队内部，军内反军事件随之增加。根据宪兵司令部的记载，军队内部反军事件从1928年的394件，增加至1932年的2,437件，如图1所示。对此，军部采取了下列应对方法。首先，陆军省和教育总监部向各师团司令部提出了思想监管和引导规定，要求各师团加强师管区内思想审查力度。第八师团在1929年7月向陆军省提交的《第八师团思想业务处理要领》中称，该要领根据1928年7月28日“陆密第307号文件”的要求搜集资料后做成。由此可见，至少在1928年7月，陆军省就已经向各师团提出了具体的思想审查规定。根据第八师团的反馈可知，陆军中央所提出的纲领要求在师团司令部内设置思想业务主任一名，负责调查及联络司令部和部队的工作，且思想业务主任须与所在地的宪兵队和地方官宪紧密联系以收集资料，并向上级报告。同时，还具体规定了师团司令部、各连队区卫戍司令部、各基层部队队长、征兵检察官、“检阅点呼”负责人、在乡军人会负责人、宪兵分队司令等各个机关在思想监察工作中的工作内容和责任。具体而言，思想业务规定要求，各连队区司令部负责将现役军人、在乡军人、青年训练所、学校教练部、思想政治及劳动诸团体的材料进行区分整理，向上级进行报告。报告内容包括被调查对象的家庭状况、个人生平、左倾思想动机及所属关系、服兵役前的职业及行动、是否接受过学校训练及青年训练、入队的改变情况等，上述内容被汇总为各种调查表，如《在乡军人要注意人员名簿》《地方人要注意人员名簿》《要注意壮丁名簿》《要注意学生名簿》《管区内思想团体调查表》《劳动团体调查表》《政党团体调查表》《农民团体调查表》《各团体地理位置要图》《管区内主要言论机关一览表》《管区内外国人调查表》《各工厂内团体调查表》等。从这些名目繁多的调查表就可以看出，基层连队不仅监督兵营内的士兵，也要通过在乡军人会、学校现役军事教练、青年训练所等监督其所在地的基层国民。这种监督的严密性还可以从当时的“检阅点呼”过程中来了解。原本仅负责预备役、后备役军事素养检查的“检阅点呼”制度，在1929年开始成为对在乡军人进行思想监管的制度。第十师团司令在1929年的“检阅点呼”报告中就非常详细地呈现了其下各个连队区负责的各个市郡的整体思想状态，并列述了各地须注意的可能有思想问题的人员的详细情况。比如针对兵库县姬路市加东郡、多可郡，报告称“姬路市参加检阅点呼的军人中有三名需要注意……”紧接着详细介绍了三名具有反军思想的预备役军人的情况，最后对其中一个名叫小松原弘的预备役辎重兵进行评价，称“此人担心被抓捕，平时装作极其柔顺之人，但非常重要之际，即窥伺机会积极活动以期实现其主义思想”，要求对该人继续注意。由此可见基层连队对国民监督之严密。调查与监督是实行“统制”的基础，已经完善的“统制”机制是调查与监督得以推行的平台。在应对反军运动的过程中，基层连队利用像“筛子”一样的“统制”机制将国民中的“要注意人员”逐个筛选出来，对国民“统制”机制进行了一次“操练”，验证了其有效性。 其次，将宪兵审查引入到了社会监管和“统制”机制中。宪兵制度是日本模仿法国在1881年建立的军事警察制度，本来宪兵只负责对军队的监管，但是后来不断扩大权限，逐渐成为辅助军队“统制”社会的机构。1929年10月宪兵司令部提出了《昭和五年度宪兵警备计划》，在警备任务第一项中要求“平时秘密进行调查和情报工作，主要负责弄清楚各种团体、言论机关(报纸、杂志及其他刊物)、通信机构、结社团体、出版业者、印刷所、广播、电影及需要注意的人物的性质、内容、系统，查明一般社会动静中反军思想(策动)的倾向”。而这些内容在之前1927年12月制定的宪兵警备计划中是不存在的。宪兵的社会监管与“统制”程度之严密，令人印象深刻。例如1929年5月，宪兵分队报告称“第二十师团管区内有个叫戎谷春松的22岁的年轻人，原来是食堂伙计，1928年3月参加了旧劳农党，中间研究共产主义思想，出入于劳动组合及其他无产阶级组织，最近开始服兵役并进入了朝鲜平壤步兵第77连队，请求予以注意”。又比如，1929年11月东京麹町宪兵分队发现陆军省和参谋本部附属的小林印刷所有五名印刷工人私下阅读社会主义类书籍、拥有反军思想，遂将之告发，使印刷所解雇了上述人等并加强了对职工雇员的审查力度。再比如，1930年7月，鸟取县宪兵分队报告称国际妇联委员会委员美国人夏普利在鸟取县演讲时，表示反对高等学校内的军事教练制度，煽动听众的反战情绪，请求予以注意。另外，自1929年起，宪兵分队被要求就地方国民思想状态等问题，同陆军各地方的连队区司令部加强合作。也就是说，从1929年起，军部将原本只负责监督军队的宪兵引入到国民“统制”机制中，为该机制又增加了一条新的监督渠道。各地宪兵分队对东京的宪兵司令负责，宪兵司令又向陆军大臣负责，所以，整个“统制”体制完全在军部的控制之下，随着对反军思想的镇压而得以巩固。 第二，利用“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的机会，开展大范围的“国防思想普及运动”，再一次“操练”了国民“统制”机制，并在其中加入新机构予以完善。“九·一八”事变的发生，给军部提供了大肆煽动侵华舆论的机会，使日本侵华思想在排外热、军国热、国家危机论的影响下日益高涨。军部趁机再次利用国民“统制”机制，加强了对国民的思想“统制”力度。首先，军部推出了“国防思想普及运动”，命令各地在乡军人会在全国范围内组织演讲，以“普及国防思想，正确引导国防观念”为口号，煽动国民支持侵华战争。从1931年9月18日到10月23日，全日本各地共召开演讲会1,886次，听众数量达1,655,410人。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后，继续加强了上述活动，由此而使国民思想趋向统一、协调，正是军部国民“统制”的本意所在。其次，在“一·二八”事变爆发后的3月，军部主导在大阪成立了“大阪妇人会”(领导成员均是军部高层将领的夫人)，10月又将之改编为“大日本国防妇人会”，并扩展到全国的基层社会。全面侵华战争开始以后，在乡军人大量出征，国防妇人会遂成为军队“统制”基层国民的重要组织。其后，军部不断通过青年团、青年训练所、学校配属现役将校，普及所谓的“国防思想”，组织未入伍的青年加入“铳后奉公会”，使之在一次次的武器献纳、防空演习、国防讲座、军事野外训练、出征士兵欢送会及家属抚慰等活动中接受“统制”。日本以外，在乡军人会积极参与军部所推动的“满洲建国”和“武装移民”运动，将军队的国民“统制”机制快速地扩展到了侵略地，增强了军队的国民“统制”力度。 第三，“国体明征运动”与军队国民“统制”机制作为军部政治干预工具的成型。在乡军人会在推行“国防思想普及运动”的过程中，内部又先后出现了一些以影响政治为目标的团体，例如新泻县高田连队区在乡军人会组建的兴国会、退役大将田中国重组织的明伦会、退役中将高田丰树组织的皇道会、退役炮兵大佐小林顺一郎组织的三六俱乐部等。这些团体以在乡军人会为基础，以宣扬国家主义、反对裁军、彻底解决满蒙问题、抵抗国联压力为目标在地方上进行活动，不久后就成为军部利用来打击反对侵华论者、社会主义者、政党与自由主义思想的工具。1933年军部与政党矛盾尖锐化，为此陆海军于当年12月联合发表了“军民离间声明”，称政党政府离间地方民众与军队的关系，展开对政党的抨击，军政矛盾持续发酵，至1935年军部的批判对象已经扩展至自由主义思想。1935年初，军部批判东京大学宪法学教授美浓部达吉及其“天皇机关说”，称其“有悖国体”，煽动各地在乡军人参与批判运动，并要求内阁“明征国体”。当时的内阁首相冈田启介原本对批判“天皇机关说”持保留态度，但是在乡军人会对冈田的态度表示强烈不满。4月23日，在乡军人会本部发布《关于大日本帝国宪法解释的见解》15万册，批判“天皇机关说”，强调“天皇主权说”，抗议冈田内阁。在此压力下，冈田内阁对美浓部达吉进行了行政处分，并两次发表声明，彻底批判了“天皇机关说”。至此，军部将在乡军人会这一国民“统制”机制中的核心机构政治化、工具化，拥有了发动国民运动的力量，在批判“天皇机关说”的同时，实现了对政治的干预。这意味着军队的国民“统制”机制在影响、引导基层国民的同时，也开始成为一个政治工具，对于20世纪30年代日本军政关系的变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在成熟化的国民“统制”机制建立后，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军部的国民“统制”机制因而发生了新的变化。首先，在乡军人会的“统制”力量弱化，爱国妇人会和青年团的“统制”作用增强。侵华战争爆发以后，陆军在两个月内就下发了4次征召令，越来越多的在乡军人被送往中国前线。所以，在乡军人会主体缺失，难以完成国民“统制”的任务。在这样的情况下，爱国妇人会和青年团就担当起上情下达、抚慰军属、普及战况、组织国民献金与欢送会的任务。其次，青年国民成为主要的“统制”对象。1939年4月，开始实施“青年学校义务制”，强制要求未进入中等以上学校的青年(13-19岁)不分男女，必须在青年学校完成一定量的军事学习。相应的制度进一步巩固了军部对社会青年的管理与“统制”，为日后青年人走向战场或走向“劳务统制”提供了条件。随后，在中等以上学校经过现役将校培训的青年人逐渐也成为了被召集人员。1943年底，政府修改《兵役法》，废除了在校学生延期服兵役的规定，要求满20岁的青年人必须进入兵营。再次，内务省的“统制”机制(邻组——常会机制)代替了军部“统制”机制，发挥国民“统制”的作用。随着战争的进展，日本政府认识到对基层国民“统制”力度需要进一步强化，为此，内务省在1940年9月颁布了“邻组强化法”。规定5到10家组成一组，负责上情下达、促进团结、征收物资、“统制”思想、相互监督、组织防空活动等，将政府的国民“统制”单位缩小到了每一个家庭。同时，制定了“常会制度”，要求由“常会”代替过去的各个组织团体会议。常会按照行政级别、组织团体、出席人员的不同，分为多种类型，基层社会的常会由每户户主参加，会议内容包括遥拜、祈祷、捧读敕谕、商量地方对策、战争物资征收讨论等内容，是帮助“邻组”发挥作用的一种会议形式。战争的进展带来军政一体化，内务省所推行的“邻组-常会”的机制，代替了军队所构建的其他组织，成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统制”基层社会的工具。太平洋战争末期，日本政府又组建了国民义勇队、铁血勤皇队、少年护乡队等具有战斗性质的国民组织。1945年6月，日本政府为实现其“一亿玉碎”战略，颁布了《义勇兵役法》，规定男子从15岁到60岁，女子从17岁到40岁，皆须编入国民义勇战斗队，进一步加紧国民“统制”力度，几欲置全体国民于死地。
结语
日本传统社会的特性与近代构建起来的国家框架，将一般民众与军事乃至于战争机器捆绑在一起，为军国主义蔓延创造了条件。在这一条件下，军部根据对外学习的成果和自身的战争经验，主动地、渐进地、有目的地制定了针对国民的“统制”制度，在交由政府相关机构审议后，以天皇名义公布，为之赋予国家权威色彩，再由军部所控制的各层级军队体系执行，实现了日本近代“国家统制”这一体系内“军队的国民统制”这一面相，构建起军国主义的一角。所以，本文所述各种制度及其构建起来的国民“统制”机制虽然最终体现了近代日本的国家意志，但国家是一个概念，军部与各层级军队才是文中各种制度的发起者、制定者、执行者。
明治前期，军政高层职权界限模糊，西乡隆盛等领导人构建的“征兵制”固然不能被认为是军部刻意制定的国民“统制”制度，但是“征兵制”是后来衍生出的各种制度的基础。明治中后期的“在乡军人会制度”就是在征兵制的基础上构建起来的，它的存在贯彻了军部的“良兵良民”思想，便利于军队从社会组织的角度实现对退役军人的“统制”，退役军人又是在基层社会中拥有中坚力量的国民，所以这一制度对于军队的国民“统制”作用重大。大正时期，高层军人职业化，有意实现军队自身对国民的影响，又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影响而产生“良民良兵”思想，追求以军事教育塑造青年国民以作战争准备，所以构建起“中等以上学校现役将校配属制度”“青年训练所制度”，从社会思想的角度实现了对役前国民的“统制”。至此，军部就构建起了以征兵制为核心，以“良兵良民”思想和“良民良兵”思想为指导，以服兵役前的青年、现役士兵、退役后的在乡军人为对象的国民“统制”机制，并依赖各地方师团、基层连队来推动这一机制的运转。昭和初期，军部在对内镇压“反军运动”、对外推行侵华战争的过程中，进一步操练、验证、补充了该机制，加强了“统制”力度。到了20世纪30年代，军部能够更加熟练地运用这一机制，以其操纵国民，以国民影响政治，使之演进至“完善”。 日本军队的国民“统制”机制，塑造了近代日本“兵营社会”的特性。在此兵营社会中，任何一个16-40岁的男性都能在军队的“花名册”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在非战争时期，军队利用这个机制来引导和控制民众思想、维护社会安定、保持国民组织的军事属性，在战争时期，就以之为工具误导民众的战争认识、征集战争物资、扩充作战人员。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日本需要在原有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国民“统制”，军队的国民“统制”机制进而与政府的机制走向融合，最后形成的“统制”体系，对于战后乃至今天的日本社会，亦有重要影响。本文作者郭循春，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日本研究院副教授。原文载《世界历史》2021年第5期。因微信平台限制，注释从略。如需查阅或引用，请阅原文。
公众号：世界历史编辑部
往期回顾2021年第5期 | 原敬关于立宪君主制改革的构想与实践2021年第5期 | 迪亚斯执政时期美国的资本扩张与墨西哥城的城市重建2021年第5期 | 20世纪七八十年代纽约市保障性住房政策的转变及其影响2021年第5期 | 加强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伊全面合作——在第六届中伊文化对话会上的致辞2021年第5期 | 劫后重生：1906年旧金山大地震后唐人街的原址重建及其意义